位于武汉市汉正街都市工业区的格里希铜像。

  　阅读提要

　　汉口西部，汉正街都市工业区，立有一位外国人的半身铜像——上面刻着“威尔纳·格里希”。

　　格里希，新中国引进的首位“洋厂长”。37年前，这位德国人在武汉柴油机厂走马上任，成了中国对外开放和改革进程中“一件令人吃惊的新闻”。

　　一尊塑像，一个坐标。“格里希效应”带来的震撼与影响，对全面推进我国“引智”工作具有里程碑意义。2018年，已去世15年的格里希获得“中国改革友谊奖章”。

　　“落后就要请先生”

　　1983年7月，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利用外国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谈话，百业待兴的中国向世界敞开了怀抱。

　　1984年，武汉成为全国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这年8月，65岁的格里希作为联邦德国退休专家组织(SES)派往武汉的外国专家之一，来到武汉柴油机厂担任技术顾问。

　　武汉柴油机厂(简称武柴)是一家中型国营企业，1957年试制成功全国第一台手扶拖拉机，也是全国首家拥有上万台生产能力的农机骨干企业。1958年，毛泽东曾视察该厂。改革开放后，武柴渐渐掉队。武汉市档案馆一份1984年12月的档案显示，当时，武柴产品质量在全国同行业17家企业中排在末位，是唯一没有“创优、夺牌”的厂家。

　　做技术咨询时，格里希十分认真。这位高个子、白头发的老头深入武柴的每个车间、每道生产工序进行调查，发现了许多管理和技术上的问题，写下了10多万字的咨询意见，提了上百条合理化建议。然而，这些没引起武柴领导的重视。格里希十分痛心，他激动地说：“要是我当厂长，决不这么干!”

　　根据当时出台的“引智”精神和格里希的个人意愿，1984年11月，武汉市委、市政府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聘请格里希担任武柴厂长。

　　改革开放初期，聘请一位外国人担任国企厂长，无疑是件“吃螃蟹”的事。一时间，争议四起。武汉市档案馆保存的档案，清晰记录了当时人们的争议——

　　有干部说：请“洋人”当个工厂顾问还算可以，让他当厂长就总觉得有点不合适。

　　有职工说：中国这么大，难道就选不出一个厂长来?为什么偏要请外国人?

　　还有人不服气：他那个厂长好当，一无关系网，二不管柴米油盐……

　　时任武汉市市长的吴官正力排众议，在报刊发表文章：“我们许多方面还不如人家，落后就要请先生，格里希就是我们要请的先生中的一个。”

　　武汉市档案馆1984年185号文件，是关于聘请格里希的会议纪要。其中写道：“聘请格里希任武柴厂长，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吸收和借鉴西方先进经营管理方法的一个重要措施……我们应当解放思想，以积极坚定的态度把这项工作做好。”

　　1984年11月，格里希受聘为武柴厂长，任期从1984年11月1日到1986年11月4日，成为中国国企第一位“洋厂长”。

　　“洋厂长”变成“严厂长”

　　很快，“洋厂长”走马上任，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武汉市档案馆保存的档案，记录了格里希的几个治厂小故事。

　　上任第8天，格里希发现，加工车间流水线上有几台缸体紧固水箱的螺孔违反图纸规定，被钻穿了。他立即下令停工检查。

　　仔细检查，发现问题严重：加工车间150个缸体有问题；继续查，从生产车间一直查到总装车间、成品车间，共查出250个问题缸体。

　　有人不以为然：“过去不都是这么干的?柴油机照样卖得出去!”

　　“这是严重的生产事故!”格里希亲自督促，逐一采取补救措施。

　　“洋厂长”变成“严厂长”，一些工人不理解，认为他“太过分了”。

　　上任不久，厂里发生多起质量事故，格里希“大刀阔斧”动干部：总工程师和检验科长没有尽责，免去职务；工艺科长和一名技术员认真负责，分别提拔为总工程师和检验科副科长；机修车间一名机修工在精度不高的机床上加工出高精度产品，奖励20元；一名测量工连夜加班测量完540个点位，送其去成都参观学习。

　　格里希当厂长时，除主抓质量、从严治厂外，还提出过一套企业改革方案。

　　格里希调查了全厂职工的工资收入情况。他说：“一看工资，就基本知道他的年龄。一看年龄，就大概了解到他的工资。这种年龄工资不合理。”

　　“干部的工资比工人高，这也不合理，因为产品是工人直接劳动创造的财富。”格里希提出，打破“铁饭碗”，实行结构工资制，每两个月按5%的面上下浮动一次工资。

　　在任两年间，格里希从严治厂，身体力行，其做法受到了企业界的普遍赞赏，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武柴管理落后、质量低劣的面貌。武柴产品向东南亚7个国家出口，年出口量达到5000台，创汇超过百万美元。

　　“格里希效应”冲击波

　　一石激起千层浪。

　　“武汉出了个洋厂长”开始为全国所知。随之而来的，是更大范围内关于国企改革的讨论。工厂的工人、领导、大学老师、武汉市民……都参与到这场大讨论中。

　　“有人反映关系户、走后门的情况，有人分析自己的工厂效益不行的原因……”讨论持续了5个月，人们的讨论重心也逐渐从“洋厂长能不能管好国企”变成了反思国企自身管理的不足。

　　在格里希任职期间，众多武汉企业多次到武柴参观取经。格里希除了为本地企业厂长讲授管理之道外，还应邀到江西、内蒙古、浙江、广西等地进行技术指导或讲学。

　　“格里希不仅是武柴的格里希，是武汉的格里希，也是全国的格里希。”武汉市一名官员评价，聘任“洋厂长”在当时引起如此轰动，其意义并不局限于他搞活了一个武柴，更重要的是，国企在引进人才上的大胆尝试，开了风气之先，为全国在引进智力助力改革上树立了典范。

　　1986年11月4日，格里希结束任期离汉回国。离别之际，他给中国政府写了一封信，归纳了10多条国企的弊端并提出建议，如政府不该像慈父爱子那样对待企业、治理生产过程中的惊人浪费、提倡过节俭日子、中央成立设备调剂中心把某些企业闲置的设备有偿调拨给缺少设备的企业，等等。

　　1987年，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朱镕基在为《格里希在武柴》一书所作序言中提出，“洋厂长从严治厂的经验，受到我国企业界的普遍赞赏，引起了国外人士的关注。他成为我国引进国外智力政策取得成效的一个典型。”

　　2003年4月17日，格里希在德国米尔豪森市逝世，享年83岁。

　　2005年4月17日，在他去世两周年忌日，武汉和德国杜伊斯堡两市，分别竖立了格里希的铜像。

　　鉴于格里希作出的突出贡献，武汉市还授予格里希“荣誉市民”称号和在华永久居留资格，使他成为来华外籍人士中获此殊荣的第一人；在2018年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格里希获得“中国改革友谊奖章”。

　　如今，“洋厂长”的轰动效应已淡去。然而，在国企改革向纵深挺进的征程中重温这位“洋厂长”的故事，武汉“敢为人先”的宝贵精神值得不断延续、传承。